一点儿疗伤药

我爸爸妈妈不喝酒,以前也没好过这一口。我还记得,读七年级的时候,和其他孩子一起在郑重其事,其实又转瞬即逝的洗脑课上,签了禁酒的宣誓辞,妈妈说:“这个年纪的孩子尽会瞎胡闹,做白日梦。”天气热的时候,我爸爸会喝一杯啤酒,不过妈妈不会陪他喝,而且,不管是偶尔还是象征性的,他总是在屋外喝。在我们生活的小镇上,我们认识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我不应该说正因为如此,才让我陷入了困境之中,因为我陷入的困境是我狭隘天性的如实表现。正是出于同样一种天性,在任何需要表现母亲传统的自豪以及成就感之时,我妈妈都是一脸阴沉和深深的绝望。我指的是,我第一次参加正式舞会出门的时候,我突然铁了心为上大学做准备的时候,她的样子,仿佛她不可能指望,也不曾要求我会像其他女孩一样经历这些。女孩们梦寐以求的心爱之物,兰花、好男孩、钻石戒指,到了应有的阶段,她朋友的女儿们都会自然带回家,我却不会。而她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希望我带回家的是小灾难,不是大灾难—比如说,和一个连养自己的钱都赚不来的男孩私奔,要比被当成白奴拐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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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妈妈说,无知,也许你喜欢称之为天真,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美好,我不确定对像你这样的姑娘来说,算不算危险。然后,她还要强化她的看法。她有引经据典的习惯,这种习惯本身就是天真的自以为是,一股封存已久的樟脑丸味道。我倒一点不意外,因为我知道得清清楚楚,这些话说给贝里曼先生听,就能创造出奇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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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帮贝里曼家看孩子的那个晚上,应该是在四月。我整年都在谈恋爱,至少从九月的第一个礼拜开始算是。在学校集合的时候,一个名叫马丁·柯林伍德的男孩给了我一个惊喜的,欣赏的,相当有暗示意味的殷勤笑容。我不知道什么让他这么惊喜。我看起来和平时一样,穿了一件旧的宽松衫,自己在家卷的头发已经变形了。几个星期之后,他第一次带我出门,在走廊黑暗的角落吻了我。另外要补充的是,吻的是嘴。这是第一次有人有力地吻我。我还记得那天晚上,也许到了第二天早上,我都没有洗脸,以便完整无缺地保存这些亲吻的印记。你看,我向你们展示了这场艳史最痛苦的琐碎片段。两个月后,经历了一些性爱的步骤之后,他把我甩了。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和他在为圣诞节准备的戏剧《傲慢与偏见》里演对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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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再也不想和这场演出有关系了。我让另一个女孩替补我的角色。不过,当然,最后我还是去看演出了。我和我的女朋友乔伊斯一起坐在前排,当我看见穿着白色马裤和丝绸背心,贴着连鬓胡子的达西先生,感到痛苦或者喜悦之时,乔伊斯就会按住我的手。我把马丁当作达西先生,这个办法挺有用的,反正每个女孩都爱达西先生。在我的眼里,这个角色赋予了马丁一种别样的傲慢,一种男性的光彩,因此我没办法清楚地认识到,他其实只不过是个高年级学生,长相普通,智力中等,因为喜欢戏剧俱乐部和少年军乐队这类活动,有点小名气。他恰好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第一个对我感兴趣的,也能拿得出手的男孩子。演出的最后一幕,他们给了他一个拥抱伊莉莎白的机会。(玛丽·毕晓普,肤色菜黄,毫无身段,不过她有一双活泼的大眼睛。)面对这个现实的挑战,我心酸地把指甲抠进了乔伊斯饱含同情的手掌心里。 copyright 稻草人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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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是几个月真真切切的痛苦的开端,其实多少都是自我折磨。对我而言,是一段悲惨的日子。为什么总是忍不住轻易提起这种事,而且,发现自己对一段莫名其妙的往事陷入了如此这般的荒唐情绪,会感觉反讽,甚至惊奇呢?这便是我们的倾向,讲到爱,当然是指青春期的爱情,几乎觉得义不容辞的倾向。你想想,无所事事的那些无聊午后,我们挑几段痛苦的回忆作为消遣。但是,实际上,这样的回忆没有让我格外快乐,更糟的是,甚至没能让我惊讶—我还记得我做过的愚笨的,伤心的,丢人的事,恋爱的人通常都会做的事。我在他可能出现的地方游荡,然后装作根本没有看见他。聊天的时候,我用尽荒谬的办法,转弯抹角,以便偶尔提起他的名字,感到一种苦涩的愉悦。我无边无际地做白日梦,要是你想要一个准确的数字,那么,我花在想马丁·柯林伍德上的时间,对,说的是为他苦苦相思和泪流满面的时间,大概是和他在一起的时间的十倍。对他的想念无情地主宰了我的心,并且,这以后的日子,变得不由自主。如果说一开始,我夸大了自己的感情,当我想从这种情感中脱身的时候,我那些旧时的白日梦就变得阴沉沉的,连暂时的安慰也做不到了。做数学题的时候,我机械地,无助地折磨自己。马丁亲吻我喉咙的记忆历历在目。每一件事我都历历在目。某个夜晚,我有种冲动,想把卫生间橱柜里所有的阿司匹林都吞下去。不过,吃了六颗以后,就没有再吃了。 内容来自daocaoren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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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妈觉察出我不太对头,让我吃铁丸。她说:“你确定,你在学校真的挺好?”学校!我告诉她我和马丁分手的时候,她说的是:“喔,这样更好。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自恋的男孩子呢。”“马丁很聪明,他能让战船沉没。”我忧郁地回答后,上楼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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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贝里曼家的那天晚上,正好是星期六。礼拜六晚上,我常常替他们照顾孩子,因为他们喜欢开车去贝利维尔,二十英里外一个大得多,也活跃得多的城市。他们大概去那儿吃晚饭,然后看演出。他们在我们的小镇只生活了两三年。贝里曼先生是这里一家新的制门厂引进的经理。偶然地,我想到他们仍然是社区的边缘人,他们的大部分朋友是像他们一样的年轻夫妻,出生在别的地方,住在农场式的新房子里,位于小镇外头的山上。我们以前常常来这座山上滑雪。这个礼拜六晚上,他们打算去贝利维尔参加一个新餐饮俱乐部的开幕式。出发之前,两对年轻夫妻和他们一起喝酒。大家都快快活活的。我坐在厨房里,装出学习拉丁文的样子。昨天晚上学校的春季舞会,我没有去,因为唯一问过我的男生是米纳德·克朗普顿。他问了太多女孩子,所以大家都怀疑他是按名字的字母顺序在全班一个个问的。舞会在军备厂举办,和我家也就隔半个街区。我本可以去看看男生穿上黑色西装,女生外套底下穿着淡雅的长礼服,看看他们庄严地走在街灯下,走在斑驳的雪地上的模样。我甚至听到了音乐声,我不会忘记的。这一天,他们会演奏《芭蕾舞女》的曲子,哦,还有让我隐隐作痛的心灵之歌—《开往中国的慢船》。乔易丝今天早上给我打电话,我们像是在讨论我无法治愈的某种疾病。她轻声细语地告诉我,对,马丁和玛丽在一起,她穿了一件礼服,肯定是谁家的旧花边桌布做的,就挂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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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里曼和他们的朋友走了以后,我去起居室看杂志。通常我都很忧郁。这个灯光柔和的大房间,绿色和枯叶色的色调,为情绪的发展创造了一种整洁的背景,就仿佛人走上了舞台。在家的时候,情绪的控制都还可以,把情绪埋藏在一堆可以修补情绪的事里,补铁,玩拼图游戏,收集小石头,诸如此类。我家就是这样的类型,在楼梯上永远会撞上别人,永远在听广播里的曲棍球赛或者超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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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起身,找到了贝里曼的《死的舞蹈》[1],放进电唱机,关掉了起居室的灯。窗帘只拉上了一半,街灯模糊地落在窗玻璃上,把上面一小块薄薄的灰尘照成了金色。光秃秃的树枝影子裹在春天芬芳的风中,在金色之中晃动。这是一个温和的黑夜,上一场积雪正在融化。一年以前,这所有的一切—音乐,风,黑暗,树枝的影子,会让我感觉无限喜悦。可是,现在不会了。现在,它们只能唤起乏味的,熟悉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有羞辱感的,隐密的念头。我就当自己的灵魂已经死了。我进了厨房,决定灌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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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并不是这样的。其实,我去厨房,是去找一瓶可乐,或者看看冰箱里有什么东西。餐桌的前头放了三个漂亮的,高高的酒瓶。三个瓶子里都有一半高的金色液体。不过,我瞅了瞅,拎起来感觉了一下重量。这时候,我也没决定要把自己灌醉。我决定喝一口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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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的无知之处,我灾难性的天真。是的,我确实见过贝里曼夫妇偶尔和他们的朋友一起喝掺冰水的威士忌,跟我偶尔喝杯可乐差不多,但我对自己,却没有用上这样的态度。没有。我想的是,烈酒是在极端状态下喝的东西,指望发生一些不管这种那种,总之是放纵的后果。即使是喝了巫婆的药水的小美人鱼,也没有比我更为不小心。我在水槽上方黑洞洞的窗户上,看到了自己僵硬的脸,表情黯然。我从每个酒瓶里都倒了一点威士忌出来,把酒杯倒满了。现在我回想,记得有两种牌子的黑麦酒,还有一种昂贵的苏格兰威士忌。因为我这辈子也没见过别人倒酒,所以我不知道大家通常都要往酒里掺水、加苏打这类东西来稀释。我穿过起居室的时候看见,贝里曼家的客人拿着酒杯,杯里差不多是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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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可能迅速地全喝了,把酒杯放下来,站在窗玻璃前看自己的脸,希望能看见变化。我的喉咙像在燃烧,但没有别的感觉。当我试图有所感觉时,非常失望。但是,我不打算就这样算了,于是我又倒了满满的一杯,然后往每个酒瓶里加水,大概加到我进厨房的时候看见的水平线。我喝第二杯的速度,只比喝第一杯慢一点。我小心翼翼地把酒杯放在餐桌上,大约是感觉到脑袋里沙沙作响,有什么就要来临了。于是我去了起居室,坐到椅子上。我摸到了椅子边的地灯,拧亮。房间扑到了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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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盼望的是放纵的后果时,指的不是这样的后果。我想的是某种情绪的彻底变化,一种兴奋的,没有任何责任的情绪高涨,一种逃避以及失控的感受,伴随的是微微的眩晕感,也许还有一种大声傻笑的冲动。我丝毫不知道是这样的,天花板打转,像有人朝我扔过来一只无比巨大的盘子;也没有想到,椅子上淡绿色的斑点膨胀,从不同方向汇聚到一起,瓦解,和我玩一个充斥着巨大的,毫无意义的,单调的,恶毒的游戏。我的脑袋往后仰,我闭上了眼睛,然后,我立刻又睁开眼睛,睁得大大的。我离开椅子,往走廊走。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到了贝里曼的卫生间。在卫生间里,我浑身不舒服,哪里都不舒服,我像石头一样倒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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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时刻开始,我再也想不起来接下来的任何情景了。我对于接下来的一小时,或者两小时的记忆,碎成了生动的,却未必真实的片段。片段与片段之间,除了黑暗与无常以外,什么也没有。我记得我躺在卫生间的地板上,看着脸一侧的六角白色小瓷砖。它们在一起拼凑出来的图案逻辑清晰,令人赞叹。我以一个刚刚被呕吐撕碎的人的心智,怀着一腔支离破碎的感激之情,看着这些图案。接着,我记得的是,我坐在走廊电话前的凳子上,虚弱地问乔伊斯的电话号码。乔伊斯不在家。她妈妈告诉我,她在凯·斯特林格家。乔伊斯的妈妈是一个没脑子又多嘴的女人,她一点没发现有什么异常,尽管我感觉虚弱,机械地和她说谢谢。我不知道凯家的电话号码,只能问接线员了,我想我没办法查电话号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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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斯特林格并不是我的朋友,而是乔伊斯的新朋友。她似乎有一种放浪的声名,还有一头长发,颜色从肥皂的淡黄到焦糖的棕色都染过。色泽虽自然,颜色本身却很奇怪。她认识许多比马丁·柯林伍德更让人兴奋的男孩子,退学的男孩,或者被送到城里曲棍球队打球的男孩。她和乔伊斯坐这些男孩子的车到处游荡。有时候,她们和他们一起去小镇北边公路上的快活舞厅。当然了,肯定是对她们的妈妈撒了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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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乔伊斯通话了。她非常兴奋,因为她身边总是有男孩子,她几乎没有在听我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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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今天晚上不行。”她说,“这里有几个小孩。我们要打牌。你认识比尔·科林吧?他在这里。罗斯·阿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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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吐了。”我试着说清楚,发出来的是非人声的嘶喊,“我喝醉了!乔伊斯!”然后,我从凳子掉了下来,听筒也从手里掉了下来,凄凉地重重敲在墙上,敲了好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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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乔伊斯我在哪里,所以她想了一会儿,给我妈妈打了电话,找了一个借口,就是那种年轻女孩最乐于编造的,毫无必要的借口。她知道了我的地址。她和凯,还有那些男孩子当中的三个,对凯的妈妈撒了谎,然后一起跳进车里,出来了。他们发现我躺在阔幅织机织成的走廊地毯上。我又吐了,这一回,我没能到卫生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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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事实证明,凯·斯特林格才是我真正需要的人。她只是偶然来到现场,她喜欢危机事件,特别是像这样的危机,有可疑的,可以诽谤的一面,而且必须对成年人的世界保密的危机。她立刻兴奋起来了,变得积极能干,以前被称为的放浪,实际上不过是强烈的女性本能泛滥,管理、安慰和控制的本能。我听到她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过来。她叫我不要着急,叫乔伊斯去找一个最大的咖啡壶,装满咖啡。她说,要浓咖啡。她叫男孩把我扶起来,抬到沙发上。稍后,一片离我遥不可及的雾气之中,我听见她在要板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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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躺在沙发上,盖了一块他们在卧室找到的针织围巾。我不想抬起头来,屋里充满了咖啡的味道。乔伊斯进来了,看起来脸色苍白。她说贝里曼家的孩子醒了,她给了他们一块小甜饼,叫他们回床上去,所以没事。她没让他们出房间,她觉得他们什么也不会记得的。她说她和凯已经清理了卫生间和走廊,不过她担心地毯上还是有一块污迹。咖啡已经煮好了。我的意识还不是很清醒,男孩子打开了收音机,把贝里曼家的唱片全翻了一遍。他们把唱片都放在地板上。我觉得有什么不对头,但是,我想不起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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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给我用早餐杯倒满了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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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能不能喝下去。”我说,“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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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起来。”她轻快地说,仿佛她每天都要对付喝醉的人,我用不着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似的。(几年之后,在产科病房,我又听到并认出了这种腔调。)“现在,喝吧。”她说。我喝了,与此同时,我意识到,我只穿了一件衬裙。乔易丝和凯把我的上衣和外裙都脱了。她们把裙子刷了刷。因为上衣是尼龙面料的,就把上衣洗了挂在卫生间里。我把围巾拽上来,盖在胳膊上。凯笑了。她给大家都倒了咖啡。乔伊斯把咖啡壶拿进来,在凯的指示下,只要我喝了一点,她就帮我把杯子倒满。有人颇有兴致地问我:“你一定是很想喝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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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我生气地回答,继续顺从地喝咖啡,“我只喝了两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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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笑起来:“好吧,我只好说你上头了。你知道他们几点回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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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儿,我想应该是一点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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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你就没事儿了。多喝点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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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和其中一个男孩开始跟着收音机的音乐跳舞。凯的舞姿非常性感,不过和把我拉起来叫我喝咖啡时的冷漠表情比较,跳舞的她,脸上有些许高傲的,放纵的神情。男孩凑到她耳边窃窃私语,她笑了,摇了摇头。乔伊斯说她饿了,她去厨房看看有什么吃的。土豆片或者饼干,或者随便什么吃了也不容易被发现的东西。比尔·科林过来了,坐在沙发上,就在我旁边。他的手钻进围巾抚摸我的腿。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摸我的腿,用一种我觉得特别愚蠢,相当恶心,让人害怕的荒唐表情看着我。我感觉十分不舒服。我奇怪为什么比尔·科林有这么一副表情,大家还都说他长得英俊。我紧张地挪开腿,他轻蔑地看了我一眼,但没有住手。然后,我爬下沙发,用围巾裹住自己,想去卫生间看看我的上衣有没有干。我刚走路的时候,出于某种原因吧,微微有些蹒跚。也许是为了让比尔·科林明白他没有吓倒我,我立刻夸大了这个事实,大声嚷嚷说:“看我还能走直线!”我突然歪了一下,朝门廊方向摔了一跤,随之而来的,是大家的哄笑声。当前门的把手转动,发出轻轻的滴答一声时,我站在走廊和起居室之间的拱道上,身后的一切动静都消失了,当然,除了收音机。围巾也出于某种妙不可言的恶毒,滑到了我的脚下。哦,编排杰出的滑稽剧,精彩时刻!门口站的是贝里曼先生和太太,他们脸上的表情,完全符合所有传统滑稽剧导演对这类场景的设想。当然,他们早已经准备好了这样的表情,他们也不可能在震惊之初就炮制出这样的表情。我们在屋里的动静,他们毫无疑问一下车就听到了。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早就回家了,是因为头疼,还是吵架了?以我的立场,不适合打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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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里曼先生送我回了家。我不记得我是怎么上的车,怎么找到我的衣服,然后穿上,怎么和贝里曼先生说晚安,也不知道有没有说晚安。我也不知道我的朋友们是怎么办的,不过我估计,他们拿起外套,拔脚逃窜,发出勉强的咆哮来表示自己的蔑视,以掩饰逃跑的羞辱。我记得乔伊斯手里还捧了一盒饼干,嘴里还在解释说我是因为吃多了,所以病得厉害。我记得她说的是,晚上吃了德国泡菜。还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求助。(后来我问她怎么解释的,她说解释有什么用,你浑身酒气。)我记得她还说过,啊,贝里曼先生,我求求你,不要,我妈妈是个很神经的人,我不要让她崩溃。要是你愿意,我可以跪下来求你,你千万不要给我妈妈打电话。我没有印象她真的跪下来了,这只是一个威胁,并没有真的这么做,否则她应该立刻就这么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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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里曼先生对我说:“好吧,你自己也知道,你今天晚上的行为是件很严重的事。”他说得好像要控告我刑事过失之类,甚至更可怕的。“要是我视而不见,那就是我大错特错了。”他说。我猜,除了生我的气,讨厌我以外,他还担心在这种情况下把我送回家,我古板的父母肯定不断地唠叨我是在他家喝醉了酒。大多数禁酒会的人认为这就足以认定他的过失,把他抓起来。而且这个小镇上全都是禁酒会的人。从工作角度出发,对他来说,和小镇保持良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