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得勒支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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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家已经住了三个礼拜了,这段经历并不成功。我和麦迪,尽管一直在开心地说这一趟亲密旅行能在一起待这么久很享受,不过要是真的结束,我们都会如释重负。沉默会让我们烦恼,我们总是笑得太过头。我担心,很可能是我们两人都担心,说再见的时候,除非我们飞快地吻吻对方,热情地、开玩笑地拍打对方的肩膀,否则我们只能直视进彼此之间的一片荒凉,我们不仅互不关心,内心深处还彼此排斥。这么久以来,我们所有的分享都并不是真正的分享,我们两人心里都在猜疑,都觉得对方已经变成了外人,没有了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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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时分,我们常常坐在外头走廊的台阶上,喝杜松子酒,愉快地抽烟驱蚊,一直待到很晚才会上床睡觉。天气很热,要入夜很久,热气才能消散。高高的瓦房里,直到下午三点之前都颇为凉爽,然后天黑很久以后,白天的热气还是困在屋内。永远如此。麦迪和我回忆,我们当初是如何把床垫拖下楼,拖到走廊上,躺在上面数流星,试图挨到破晓时分。我们从来没能真的做到。每天夜晚,河面上的冷气流携带了河岸芦苇和软泥的味道吹过来的时候,我们便睡着了。十点半,有一辆穿行小镇的公交车路过,车子不会放慢速度,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经过我们这条路。以前从大学回家,我坐的就是这辆公交车。记得某些温暖的晚上,我经过朱比利镇,看见巨大的树根周围裸露的土地,一个个小小的水坑包围了街上的自动饮水机。蓝色的、红色的、橘色的光线编织出柔和的潦草字样:台球,咖啡馆。认出这些标牌上的字时,会有一种奇怪的压迫感和解放感,仿佛我用学校的假期,用我的朋友,还有,用我的爱情,换来的是阴沉的家庭世界,这里只有永不间断的灾难。四年前,麦迪有过同样的旅程,必然也是同样的感受。我想问问她,那些像我们一样长大的孩子,有没有可能失去了信任的能力,过不了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没法生活在宁静的现实中。但是我没有问她。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类似问题。念咒于事无补。我们就别互相破坏情绪了。麦迪会用她微弱的、机敏的声音这么说,还会用她喜欢的俚语,我已经忘记是什么了。所以,我们从来不会谈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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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晚上,麦迪带我去参加湖边的一个聚会,从家往西大约有三十英里路程。聚会在一座度假屋里举行,两个朱比利的女人租了这座度假屋,为时一星期。去的大部分女人似乎都是孀居、单身、分居或者离婚,男人则大部分都年轻、未婚。从朱比利来的男人实在太年轻,我记得他们似乎都只是低年级男生,有两三个年长的男人,都没带太太来。不过女人们出人意料地提醒我,有些女人自打我童年时就认识我,尽管我从来没有在聚会上见过她们,只见过她们在商店里,办公室里,有时候是在朱比利的周日学校里。她们和已婚女人的不同之处就是,能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身处的世界。她们稍许活泼一些,锐利一些,不得体一些—不过,我也觉得其中只有一两个会让人觉得是不是值得尊敬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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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她们穿着中年妇人的衣服,款式却很时髦,在她们坚挺的合成面料做成的紧身内衣上沙沙作响。她们在人造花上洒了很多香水。麦迪的朋友们就要现代许多了,头发染成紫铜色,眼睑涂成蓝色,喝起酒来个个精力充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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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麦迪并没有注意这些人。她身材纤瘦,仍然披着漫不经心的黑发。她的脸变瘦了,皮肤变紧了,但并没有完全失去少女般的傲慢神情。不过,她说话有刺耳的鼻音,就是当地口音。我们以前习惯取笑说,她调情和喝醉的时候,才能镇定自若地说话。在我看来,她似乎一直千方百计地融入这些人。没过一会儿,她得手了。在我看来,我觉得她想让我看看她是怎么成功的,看着她否认那种隐秘的,让人振奋的,真正可怕的势利。小时候我们一同培养了这种势利,当然,我们向自己许诺,要见识比朱比利更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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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游戏的时候,每个女人要拿出一件衣物。开始大家很正派地拿出一只鞋放进篮子里,然后,男人们进来了,开始玩替鞋子找主人的游戏。我出了房间,坐在车里。我觉得孤独,我想到我的丈夫和我的朋友。我听着聚会的喧闹声,听着海浪拍打海滩,没一会儿就睡着了。麦迪很晚才出来,嘴里说着:“上天哪!”她笑着,快活地说话,态度像英国电影里的女人。“你觉得恶心?”我们俩都笑了。我觉得抱歉,我喝酒喝得不舒服,不过没喝醉。“他们说话并不怎么妙语如珠,不过心没长歪,就像俗话说的。”我没有说什么,一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我们从伊瓦休伦开回朱比利。然后,我们再也没参加过什么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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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坐在外面台阶上的不总是我们两个人。经常有个叫弗雷德·鲍威尔的男人和我们在一起。他也参加了那个聚会,默默无闻地充当背景人物,记住都是谁的酒,友好地帮人撑住走廊上摇摇晃晃的横梁,不让它碰到谁的脑袋。他和我们一样,在朱比利长大,不过我不记得他了,我估计是因为他比我们早几年毕业,然后就去参战了。我回来的第一天晚上,麦迪就让我吃惊,把他带回家来吃晚饭,然后我们一起度过了那个晚上,如同我们之前消磨过的许多个夜晚。这个陌生男人成了给我的童年礼物,或者说我们的童年安全地存在于种种掌故轶事中,仿佛裹在脑子里某种玻璃纸里。而我们为童年脆弱的自己建构的种种白日梦,会让我们的童年面目全非地出现—不可救药而快乐。我们一起讲故事。“你们女孩子就是记性好。”弗雷德·鲍威尔说,以一种赞叹的神情,或者还有其他,克制、窘迫,不以为然,就像性格温和、深思熟虑的人看到逗乐的人夸张的洋相时脸上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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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儿,想到弗雷德·鲍威尔,我承认,我的反应—我称之为情境,比我自己预料的远为保守;甚至感觉荒唐。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我知道他已经结婚了。麦迪是这么告诉我的,第一天晚上就说了。她说的时候不过是提供信息的态度。他的太太是残疾人。他带她来湖边消暑,麦迪说,他对她非常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麦迪的情人,麦迪也不会告诉我。和我又有什么关系?麦迪都三十多了。但是,我始终在想他坐在我家台阶上的样子,手摊平,放在伸展开的双膝上,麦迪说话的时候,他温和的脸转过去看着她,几乎是溺爱的表情。他有温柔的男子气的外表,被她逗乐了,仍然不动声色。麦迪取笑说他太胖了,不能再抽烟了。这话题把他拖入一场私密的、紧张的、温情的争执。这样的争议毫无意义,也永远不会有结束的时候。而他乐意。他乐意,这句话吓我一跳,我现在是知道了,他乐意,而她需要。她微有醉意的时候,便用半祈求的玩笑口吻说,他是她唯一的真朋友。她说,他也会这么说的。没有别人会这么说。我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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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又在想:他和她真的只是朋友吗?朱比利的一些清规戒律,我已经忘了。有一条,所有的口袋小说谈到小镇的说法,肯定都是对的。还有就是,多么强烈的、值得尊敬的、没有公然的两性关系的友情,才能在这种清规戒律下繁盛起来,并且从中得到滋养,乃至于维持大半生啊。这个想法让我沮丧。不现实的关系,相比局内人,反倒是局外人更加沮丧。我如此难过,发现自己希望他们是公开的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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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比利的生活节奏是以天然季节为周期的。死亡发生在冬天;婚礼则在夏天举行。有一个好理由可以解释这一切,冬日漫长而艰难,老年人和身体孱弱的人并不是永远都过得去。去年冬天是一场悲剧。这样的灾年每逢十年,或者十二年,就会有一个。你能看见街上的人行道开裂,仿佛小镇遭受过轰炸。在这样的艰难中,人们处理了一起死亡事件。现在,到了夏天,便是想起来再谈一谈的时候了。我发现人们会在路上拦住我,聊我妈妈。我从他们的口中听说了她的葬礼,她戴了什么花,那天的天气是什么样的。现在,她已经死了,当他们说“你妈妈”时,我不再觉得这是针对我的骄傲,一个双方都心知肚明的狡猾的打击。我以前一直这么觉得。这些词语让我感觉,我完整的身份和狂妄的青春期历程都开始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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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听着他们谈她,如此温和,如此隆重,我明白她成了小镇的共有财产,成了大家都知道的奇人怪事。这是她的成就,因为我们一再试图把她困在家里,不管残酷的还是狡猾的手段我们都用过。我们让她远离可悲的声名狼藉,并不是为了她的缘故,而是为了我们。我们看着她的眼部肌肉瘫痪发作时眼珠翻白;听到她恐怖的声音,还有她让人尴尬的发音。她和别人说话,要我们帮她翻译,这一切都让我们忍受毫无必要的羞辱感。她的病那么古怪,以至于我们如同陪同一场极度庸俗的杂耍表演,几乎想要大声地道歉。我们的骄傲日渐被磨灭,我们一起画讽刺漫画以发泄狂暴的情绪,哦,不是,不是讽刺漫画,讽刺漫画不是这样的,那只是拙劣的仿制品。我们早该把她送给小镇,小镇对她会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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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麦迪,至于她十年来的看护,他们说得很少,也许因为他们想到我早已远走高飞,顾及我的感受。我的两个孩子就证明了这一点。而麦迪孤身一人,除了这座让人沮丧的房子以外,什么也没有。不过,我想不是因为这个。这不是朱比利分担他人感受的方式。他们直截了当地问我为什么没有回来参加葬礼;我很高兴那个星期有延误航班的暴风雪当借口。反正我也不知道如果天气合适我会不会回来。麦迪那么激烈地给我写信,力劝我不要来。我有种强烈的感觉,如果她这么希望的话,她有权利自己来处理这一切,至少这一回,她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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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这一回是。麦迪是留下来的人。她先离家上大学,然后才是我。你给我四年,她说,我给你四年。然而我结婚了。她也并不意外,她被我卑鄙的、无用的负疚感激怒了。她说她一直都打算留在这里。她说妈妈不再让她“心烦”了。“我们哥特的妈妈,”她是这么说的,“现在我已经筋疲力尽,随便她了。我再也不会要求她像个人样了。你知道。”要是说麦迪是个虔诚的人,她感觉到了自我牺牲的愉悦和彻底弃绝的强烈又神秘的吸引力,实在是过分简单化了。不过谁会这么说麦迪呢?当我们十几岁的时候,我们的老姨妈们,安妮姨妈和卢姨妈,都对我们说,有责任感的儿女会为身患重病的父母放弃自己的一切。麦迪便丝毫也不虔诚地引用了现代精神病学的观点。纵然如此,她还是留在了这里。对我能想到的,我能够想到的一切,可以安慰自己的就是,她也许能适应,甚至能主动选择过这种没有时间的,在纯然想象之自由中的生活,像孩子们那样,未来不被干涉,一切皆有可能。 内容来自daoCaoren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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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话题,大家会问我回到朱比利感觉如何。我不知道。我始终还在等有什么来告诉我感觉如何,让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回来了。那天,我从多伦多开车北上,孩子们坐在后座上,两千五百英里的旅程,开到最后我非常疲惫。我不得不关注高速公路和旁路的复杂系统,反正这世间没有哪条轻松的路可以通到朱比利。大约下午两点钟,我看见车的前方是市政厅墙皮剥落的、华而不实的楼顶,熟悉得出乎我的意料。市政厅的建筑和镇上其他四四方方又单调的灰色和红色砖砌建筑毫无关系。楼顶下挂了一口大钟,万一有惊人的灾难发生,就会响起来。我的车驶向主路。一座新的服务站,王后酒店的外墙新刷了灰泥。再转向安静的、衰败的旁路,这里路边住的都是老处女,花园里放着鸟澡盆,种着翠雀花。这些大砖房我都很熟悉,木头长廊,装了纱窗的幽深窗户宛如张开的洞口,在我眼里都有些似真亦幻。我不管是对谁说我的感觉,说这条街半梦半醒,即将沉没,他们都会想带我去镇北,那里有一座新的软饮料灌装厂 ,几座庄园风格的大房子,一家太妃冰激凌店。最后,我在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房前停下车,停在一小片树荫下面,我的小女儿玛格丽特用难以置信却力图公正的语气说:“妈妈,这就是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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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到了,女儿的声音传达的是一种复杂的失望情绪,明显,她似乎并没有抱什么希望,甚至预先就放弃了希望,声音中包含了此时全部的枯燥和陌生,就在此时,传说的源头,令人不满足的、抱歉的、持久的现实都被揭示了。太阳底下,房子上的红砖看起来粗糙而燥热,有两三处裂出了长长的、扭曲的纹路。走廊上单调的装饰已经开始剥落。前门旁边的假窗户上的彩色玻璃,以前就有,现在还在。我坐着,看着它,令我困惑的是,竟然没有情感的认知。我坐在那儿,看着这座房子。遮光帘没有动静,房门也没有打开,没有人出来,没有人站到走廊上来。没有人在家。这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现在麦迪在市镇文书的办公室工作。另外,因为没人在家,房子竟然呈现出如此封闭、荒凉、贫困的外观,着实有些让我意外。当我穿过前院,走上台阶,我意识到这些年住在海边,自己已经忘记了内陆浩瀚无边的炽热,那感觉仿佛头顶着整个燃烧的天空。 稻草人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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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在前门上的告示是麦迪潦草夸张的手迹,宣称来客欢迎,孩子自便,价格后议,包你后悔。门厅的桌子上搁了一束夹竹桃,在这样的夏日午后,夹竹桃醇和的香味弥漫在封闭的屋子里。“上楼!”我对孩子们说。我一手牵住一个,女儿和她弟弟。儿子在车上一直睡觉,这会儿摸索着我的手,一边走一边呜咽。我停下脚步,一只脚在最底下的台阶上,转身打招呼。一个褐色皮肤,有习惯性警觉的纤瘦女人,一个面熟的年轻妈妈,头发高高地盘在头顶,下巴已经不再柔软丰满,略有些尖利的锁骨让褐色的脖子看起来颇为紧张。这是大厅的镜子里看到的我,上一次我从这面镜子里看到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漂亮姑娘,不管身后隐藏了什么惊恐与混乱,她的脸都如苹果一样光滑和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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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并非我转身的原因。我明白了,我其实是在等妈妈叫我,她躺在餐厅的沙发上叫我。在炎热的夏天,她就躺在那儿,拉下百叶窗,喝一两杯茶,反正这一两杯茶从来都没有喝完过。每到吃饭时间,就分给她一些食物,像对待一个生病的孩子那样。一小碗果脯,几片蛋糕。我觉得,仿佛没听到妈妈荒凉的叫声,我就没办法关上身后的门。当我准备回答她的时候,感觉到自己浑身上下格外沉重。她叫,谁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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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孩子们领到屋子后头的大卧室里去,以前我和麦迪就睡在这里。房间里,薄薄的白色窗帘几乎要磨破了,地板上放了一块正方形的油毡,一张双人床,一个盥洗柜。我和麦迪上中学的时候,就用这个盥洗柜当书桌。纸板做的衣柜,门里面装了一面面小镜子。我和孩子们说话的时候在想—慢慢地想,不要急—当她叫谁在那儿时,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我让自己听,仿佛以前我从未有过勇气倾听,听她求助的叫嚷,毫无伪装,坦率到可耻,原始而恳切。这一切,都能从她的声音里听到。经常重复的嚷嚷,而事情该如何仍然如何,一点改善都没有,所以我和麦迪通常把她的嚷嚷当成家居动静之一而已,只是为了避免恶化而必须处理的动静。你去处理一下妈妈。我们会对对方说。或者说,我马上过去处理一下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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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叫我们,可能是叫我们做些琐事儿,要求我们没完没了提供并不愉快的服务,或者是让我们进行五分钟临时性的欢乐谈话。因为她如此坚持不懈地随机提议,所以没有一回我们确信她是真的有事儿。对她长期的眼泪疲劳战,我们也不曾有过一回打算表现出一丝同情。不过,就算拒绝同情,眼泪还是一样会再来,我们终归要被打败,我们被迫用天堂般的爱意来阻止她的噪音。不过,我们越来越狡猾,一贯的冷淡的关心,让自己剥离对她的愤怒、急躁和嫌恶。处理她的问题时,我们剥离一切情绪,就仿佛夺走犯人的肉,削弱他的力量。一直到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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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叫她看报纸,听音乐,享受季节的变化,对她没得癌症要心怀感激。我们补充说她不必承受任何疼痛。这是真话—如果囚禁不算疼痛的话。她穷尽一切手段索要我们的爱,既不觉得羞耻,也没有理智,如同孩子一般索要爱。我们又如何能够爱她?我绝望地问自己。我们爱的来源并不充足,而对我们的需要又太过宏大。无论怎么样,一切都不会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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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切都被剥夺了。”她会这么说。她对陌生人说,对我们的朋友说,因为我们总是没法成功地让我们的朋友离她远一点。她也对她自己的老朋友说。这些人偶尔内疚地来看她,她就会说这样的话,用一种异常缓慢、异常悲伤的腔调说。这么说不明智,也不人道,我们只好打断她的话。这种夸张的表演让我们几乎羞愧得想要去死。不过现在我会觉得,如果没有如此的自我中心在顽固地滋养—即使滋养的是灾难,她也许很快就会消沉下去,过一种昏昏沉沉的植物生活。她竭尽全力,把自己留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不是还受欢迎。她无止无休地在屋里打转,在朱比利的街道上打转。哦,她不想听天由命,她想必哭了,在这座石头房子里苦苦挣扎,挣扎到最后一刻。是的,我可以想象,但是我不会去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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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觉得,画面仍不完整。我们的哥特式妈妈。冰冷的、可怕的帕金森病面具横在她的脸上,她无精打采地拖着脚后跟,抽泣不止,贪婪地掠夺任何她可能得到的关注。目光呆板,却也在熊熊地燃烧,她一心一意,只能看见她自己。这还不算完。疾病飘忽不定,没有规律,从容不迫地前进。某些上午时分,她醒来的时候感觉好些,就到院子里清理植物,宛如一个居家太太,和我们平静地聊天,说话条理明晰,还能认真地听新闻。她仿佛从噩梦中清醒,试图弥补失去的时间,打扫屋子,强迫自己用颤抖的双手用缝纫机修修补补,给我们做她最擅长的香蕉蛋糕,或者柠檬蛋白酥皮卷。后来,渐渐地,这种情况就越来越少了,每一次相隔遥遥,彼此之间越来越孤立。她去世后,我偶尔会梦到她。她活着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梦见过她。在梦里,她就是这样的。我想,为什么我要对自己夸张这些不舒服的东西呢?看看,她很正常,她只是双手颤抖罢了—